142座墓碑15年寻亲记 老民警为烈士们带回67个家庭

  142座墓碑15年“寻亲记”
  老民警余发海为原处荒野的羊楼洞烈士墓寻找家属,15年来为烈士们带回67个家庭

  老民警余发海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余生会和142座墓碑绑在一起。

  十五年前,55岁的余发海刚做完肾移植手术不到两年,病休期间,赤壁市政协文史委派他去考察一片子弟兵烈士墓群。墓群就位于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赤壁市羊楼洞村两公里外的老营盘茶山上。

  余发海至今记得,那是大片旷野山坡,荒草丛生,周围没有村庄,也没有道路。一阵风吹过,一个个碑头露了出来,“好像一个加强连埋伏在那。”  

  坟头高低不平,有的墓缺了一角,有的陷进土里,还有的墓塌了,压在地上。

  余发海扯了一把齐腰深的荒草,扎成一束,擦去碑上的青苔和灰尘,上面的字迹在岁月的风化和侵蚀中已经变得有些模糊:既有女兵、炮兵、步兵这些普通战士,也有班、排、营、团级干部。籍贯涉及全国24省份,118县市。牺牲的战士年纪最小的18岁,最大的52岁。

  他用手数了一下,15排,142座。

  在后来的十五年里,余发海为了探寻墓碑背后的秘密,寄出了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件,独自走了几万公里的“长征路”,为墓碑的烈士们带回了67个家庭。

  野坟是有据可查的烈士墓群

  2005年,余发海开始走访墓群附近的村民,发现羊楼洞村一直都有“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逃兵?”的疑问。

  一位88岁的村民回忆,年轻时学校曾组织扫墓,只是不知道里面埋葬的究竟是什么人。

  赤壁市政协文史委也多次收到老政协委员们的反映,说这片荒凉的子弟兵烈士墓群,不知是红军还是新四军?

  走访中,余发海认识了住在墓群旁的许家兄弟,附近的村民叫他们“守墓人”。

  75岁的许立君回忆,六十多年前,羊楼洞镇曾来过一大批抗美援朝回国的战士。在主干路几公里外的赵李桥镇,这批伤员被拉下火车,由担架队、车马队运送到第67野战医院进行治疗。

  许立君的大哥当时就是担架队的一员。那一年许立君不到十岁,他看到许多伤员。

  余发海得到这些线索后,找到了当年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在村子里拜访了一些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们已经八九十岁了,给余发海讲了很多关于墓碑上烈士和当年战争的故事。许多人仅有过一面之缘,便去世了。

  带着这些故事,回到家后,余发海开始四处査找档案资料,考察村史。在一本从地摊上淘来的《赤壁民政志》里,他发现了142位烈士的名单。

  最终确定,这里并非一片野坟,而是有据可查的烈士墓群,抗美援朝回国的伤员死去后一个一个被抬到这片荒地里,进行棺葬。

  他拿着书去墓地里,将书里的烈士名单与墓碑上的铭文一一进行比对,用红笔标出了每个名字所在的墓碑位置。其中有董存瑞的战友王喜奎、罗盛教的战友周兴良等。

  但仍有九位烈士不在名单上,他又在一位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回忆录中找到了这九位的名字,将他们补充在书旁白的地方。

  余发海将这些发现形成了一份报告呈交给上级政府,赤壁市民政局即与市人武部、市公安局三家联合发起了为142位子弟兵烈士找家乡寻亲人的活动。

  这142个陌生的名字始终在余发海脑海里徘徊不去,他日日夜夜翻看写有烈士名字的这几页,边角都翻烂了,又贴上了胶带。“142个伤员救治无效牺牲了,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安葬。默默无闻地沉睡在这里几十年,不为人知。那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亲人?知不知道他们牺牲在这里?他们家里是什么状况呢?”

  一大堆疑问充斥在他脑子里,无法入眠,“142个名字就像142个谜题”。

  100余封“查无此人”的信

  带着好奇,余发海开始寻找这142个名字背后的家庭。

  关于烈士的全部线索就来源于石碑上这短短的几行碑文。余发海把碑文内容誊抄在纸上。

  他按照碑文上面的地址寄出信——十五年前,一封普通信2角,挂号信8角。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变成了普通1元2角,挂号8元。再后来有了快递,一封信用快递寄就是20元左右。

  当寻亲在日后成为余发海生活唯一的主题,时间的概念就在他脑海里变得模糊,只能靠物价的变化来记忆过程,“钱都是我自己垫的,条子都留着,攒了一大本。”

  第一年,他寄出去100多封信。但大部分石沉大海,信被退回来,加上一字条,“查无此人”。

  余发海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的家人不回信?”

  后来他发现,几十年过去,一些行政区域的划分早已发生改变,比如一位烈士的墓碑上刻着“广东省北流县”,而北流早已被划入广西界内。再比如“湖北省沔阳县”,现在已经改名为“湖北省仙桃市”。“台湾花莲县舒服乡”实则为“花莲市寿丰乡”,就连“赤壁”也从原来的“蒲圻县”更名。

  因为方言和近音字,有些烈士的名字也有出入。一位河南烈士的名字叫刘义斋,但墓碑上却刻着繁体的刘义齐(劉義齊)。有些烈士的性别甚至都错了,女写成了男。

  那段日子,余发海又开始每天从早到晚钻进这些烈士名单里,找到一个核实一个。一共发现了70个错误,一一校正。

  但仍旧没有回音。

  “我当时也灰心了,把笔也撇了,直接扔到窗户外面去。”余发海一度陷入低谷。

  几个月的沉寂后,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回信。

  信里写道:“你做了一件大好事,爸爸参加革命时我才四岁,大概在我七八岁时就牺牲了。爸爸牺牲后,我一直不知道,后来我妈妈也去世了,我是一个孤儿……”

  落款“刘耀”,是河南烈士刘义斋的儿子。他的叔叔也是军人,曾来羊楼洞找过刘义斋,没找到,最后带着遗憾去世了。去世前叔叔告诉刘耀,“你把爷爷奶奶的坟旁边留一个空位,等你爸爸找到后,你要把他跟我们埋在一起,让我们团圆。”

  这封信重燃了余发海的希望,“还是有意义的”。他决定继续做下去。

  十五年的“长征路”

  2006年,余发海开始坐着火车为烈士寻亲。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最北到丹东,最南到广西。他在一张地图上把去过的地方画上,“我这十五年,也是一段长征路。”

  2007年清明节前,余发海偶然看到了一则报道。在太原,有一位比自己大九岁的老检察官王艾甫也在做着相似的事情。

  余发海想办法联系到王艾甫,“如果你那里有湖北籍的烈士,我来帮你找,我这有个山西籍的,你帮我找,可不可以?”没过多久,王艾甫就帮忙联系到了赤壁墓群中一位山西籍的烈士家属。

  2007年,余发海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到达太原。跟随王艾甫驱车前往介休市义掌棠北村。

  村子偏僻,被一圈土城墙围拢着。进村后,余发海开始一组一组地问,一大队一小队挨家挨户地找。

  最终找到了温秉仁烈士的家属——在一户破旧老房子里。

  烈士74岁的胞弟温秉根向余发海回忆,那时候,他自己才不到十岁,哥哥当八路军出去后就再也没有消息,爷爷奶奶和父母一直在等着他回来,死前也没等到。再有消息的时候,就是他的战友带来的死讯。

  “温秉仁的弟弟到现在都没有来过,不知道是不是家里穷。”余发海无奈,这是他出门找到的第一个家属。

  此后的十五年,余发海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烈士家庭。

  有的是烈士的遗腹子,从来没见过父亲,只听母亲讲起过;有的家庭已经苦苦寻觅了几十年,但始终没有音讯。有些家庭因为亲人去世,变得破碎,有的消极生活,有的选择重组,有的无奈只能遗忘。

  余发海至今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十三年前收到江苏徐保荣烈士家属回的信。

  “余警官,我是徐保荣烈士的后代,我想去看看我的亲人,我娘还在,她是烈士的妻子,可我不是烈士的儿子。我妈妈眼泪都流干了,一生就是想见他一面。”

  于是他从赤壁坐火车来到江苏省沭阳县。烈士家属给远道而来的余警官做了一桌子饭,徐保荣烈士的遗孀吴庆兰已经84岁,坐在门槛上一直流泪,用方言讲着当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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